从孤苦无依的山沟里孩子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年近九十却依然站在站了六十多年的财经讲台，培养出百余位博士和数以千计的财经人才擎起祖国建设的大梁——邓子基，一棵深深植根于财经教育沃土的参天大树，为大地洒下多少绿荫！
凤凰花开的季节，记者走进邓老那间面朝大海、生机盎然的客厅，走近这位鹤发童颜、慈祥而睿智的老人，在他娓娓的述说中，感受漫漫岁月里他的奋斗与追求，他的奉献与坚守。
人生有限事业无限
2009年3月，87岁的邓子基获得“感动福建2008年度十大人物”提名奖，感动焦点是：作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兵，退休之际，再度披挂上阵，近30年来为国家先后培育出一百多位财政学博士。
“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这是邓子基60年来矢志不渝的信念。
一杯清茶，一份提纲，80多岁高龄的老人在讲台上一讲就是三个钟头，这幅感人的画面珍藏在许许多多学生的心里。
在厦大，邓老对教书育人的倾心投入有口皆碑。学生刘小腊记得，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正碰上老师胆结石的老毛病经常发作，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学业，老师常常把课堂搬到自己的病床前。
2004年的一天，像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的邓老突然昏倒，及至在医院里苏醒过来，邓老惦记的，还是没来得及给学生们讲完的课程。
邓老眼睛一直不太好，2006年做了白内障手术，读书写东西，桌子上要放着四个不同倍数的放大镜。即便如此，他还是认认真真指导、修改了那年毕业的五位博士生的论文。学生尤雪英的论文220页、16万字，邓老看了十几天，每一页都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他就在这一页夹上一张纸条，逐条列出修改意见，甚至文中个别地方出现的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他都会一一纠正过来。
邓老对学生要求很严。做他的学生要符合五个基本条件：道德品质好；思维敏捷，悟性高；理论基础扎实；有创新精神；体格要好。
在学生汪异明眼里，邓老无疑是位严师。20世纪80年代末，读书无用论一度在大学校园里盛行，学生外出打工、经商成为时尚，功课只是应付。邓老坚决反对这种短视的做法，告诫学生，做学问不能浮躁，要耐得住寂寞，把基础打扎实对一生都很重要。汪异明说：“博士三年是我有生以来最苦的三年，但也是收获最大的三年。”
学生张利霞对此也深有同感：“当邓老的学生上课是一种享受，下课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上完这次课，总要领回去下次课前都完不成的任务，他的一批批弟子就是这样被压出来挤出来的。”
学生陈南华也回忆道：一次，他就某个经济问题措辞尖锐地写了一篇文章，邓老认认真真做了修改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文章可用，我推荐发表，但写文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要客观评价经济问题，做学问就是做学问，不能掺杂个人好恶。
严师慈父，邓老集于一身，爱生如子女，几十年如一日。
董大胜是邓老27年前培养的博士生，至今仍珍藏着邓老那时写给他的亲笔信。“那是1984年，我想报考邓教授的博士生，于是冒昧地给邓教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邓教授亲自给我写了回信，还请学校招生办的同志给我寄来报考材料。”回忆读博士的三年时光，董大胜动情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的专业课就是在凌峰楼邓教授家里上的，时值中午，师母就会给我们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距今愈久印象愈深。”
在邓老那里，学生们不仅得到他学业上的指导，还常常得到他父亲般的关爱。毕业分配，找工作，找住房，甚至恋爱、结婚、生子……他都放在心上。
学生欧阳昌琼当年留校时，教工宿舍紧张，结婚没有住房，是邓老为他争取到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双方父母都在千里之外，又是邓老和邓老的师母王亚南夫人，为他们操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邓老举杯为新人祝福的情景至今仍令欧阳昌琼感到格外温暖。
邓老的另一位学生曾患病住院，因为母亲也在病中，便没有告诉家人。然而当她做完手术被护士推出手术室时，看到的却是闻讯赶来已在手术室门外守候了两个小时的邓老……
这样的故事，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讲出很多。
到目前为止，邓老已经培养了106个博士、300多个硕士、数以千计的本科生，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其中包括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书记何立峰、湖北省副省长张通在内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5个，还有一大批如张馨、杨斌一样的著名学者。“这是我的联络图。”邓老欣慰地摊开两本博士的电话簿，“有了变动他们就打电话告诉我，过年过节、结婚生孩子、有困难有进步，都会跟我聊一聊。”
搞了一辈子财政学，老人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这60年来，教书、育人是我的投入，出人才、出成果是我的产出，产出大于投入，这就是我的收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我，是我最高兴的。”
王亚南是人生坐标
邓子基常说：“我一生最为尊重和衷心感谢两位王老师。一位是支持我走上求学之路的王守椿老师，他是我在南平初中和福州高中的老师，他还把他的侄女王若畏介绍给了我。另一位是王亚南老师。他是我在厦门大学的老师，是他把我引上学术之路。”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子基，说起自己的老师，仍是一片拳拳的感恩之心。
对于自己一生的成就，邓子基将其归功于老师王亚南的教诲：“没有王亚南，就没有我的今天。王亚南老师是我的人生坐标。”
1950年6月，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邓老告诉记者，当时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只有两人，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一个就是王亚南。王亚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中文版翻译者之一，在国内经济学界声望很高。这一年，由他兼任所长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全国率先招收研究生，年轻的邓子基慕名而来，并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届研究生。
师从王亚南的两年，是邓子基夯实基础、塑造人生的关键阶段。王亚南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邓子基那届8名研究生，最后毕业的只有4人。
在王亚南的直接指导下，邓子基用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这使他一生都受益无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邓子基始终倡导、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饮水思源，他坦言，“国家分配论”的根源就是《资本论》，老师就是王亚南。是《资本论》给了他一个理论基础、一个根本方法。老人抽丝剥茧一般层层分析道：《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财政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资本论》里说，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财政的主要来源。而财政就是分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所以，财政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分配，财政的本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的对象与本质这两个概念就是这样出来的。
在夯实基础的同时，王亚南要求邓子基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他对邓子基说：“子基啊，你好像以前做过税务工作，你就搞财政学吧。”打那以后，邓子基沿着老师帮他确立的这条学术之路，心无旁骛地一直走到今天。
为了让邓子基更快成长，王亚南还安排邓子基为本科生兼课，鼓励敦促他学习、思考、写文章。邓子基的《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并于1952年发表在当时全国最早的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上。这是邓子基一生400多篇论文的第一篇，也是他众多科研成果中的第一项。
1952年7月，29岁的邓子基以优异成绩毕业。王亚南对邓子基亲切地说：“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吧。”从此，邓子基在厦门大学的讲台上一站就是60年。
出于让邓子基经受锻炼的考虑，王亚南要求邓子基“双肩挑”：既搞教学科研，又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为此，邓子基先后担任了教务处秘书、全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等职务。以后，还担任了教务处副处长、经济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职务。虽然那时曾一个人同时担任三位正副教务处长的秘书，但邓子基听话，而且思路清楚，出手也快，一时便有了“邓快手”之称。
在教学岗位上，邓子基不但讲授税收论、预算论、财政学，还教专业俄语。1952年7月一毕业就是讲师，后因教育部规定：刚毕业的研究生要从助教开始，又退回去当助教；第二年，重新回到讲师的职位。
在科研和教学上，王亚南给邓子基很大影响。王亚南说：“当好老师，也要搞好科研，不要当教书匠。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创造者。”他还说：“教书育人，因人而异；教书，也教人。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的爱，才有资格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
正是在王亚南的教育和影响下，邓子基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在厦大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有很多机会到政府主要部门任职，但他都谢绝了。“我没有跳槽，没有这山望着那山高，我觉得在厦大很好。”他笑称，“当官只能干到60岁，我当老师，多干了29年，而且我还会继续干下去。”
“讲台是我最熟悉、最喜欢的地方，拿世上最珍贵的东西跟我交换，我也绝不会换的。”这是邓老的真情告白。
曲折坎坷的求学路
对于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邓子基分外珍惜，因为他忘不了早年求学时自己经历的万般艰辛。
1923年，邓子基出生在福建省沙县夏茂镇一个贫困家庭。不到11岁，父母不幸先后辞世，留下他一人无依无靠。没有饭吃，处处遭人白眼，父母含辛茹苦供他读了三年的小学也无法再坚持下去。为了生存，他上山砍柴，卖糕饼、卖油条，至今左手还有当年砍柴留下的疤痕。以后，他到镇上一家杂货铺当了学徒，记账，看店铺，打扫卫生，从早忙到晚。老板看他勤快伶俐，又写得一手好字，除了管饭，还答应每月给他两块大洋。
六个月后，攥着辛苦攒下的12块大洋，邓子基从未泯灭的那份读书的渴望，又在心里萌动起来。邓子基认定，要想让人看得起，要想有前途，只有读书。当时，沙县没有初中，邓子基于是离开家乡来到南平，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平初中。
这时已是抗战爆发的1937年。邓子基带着沙县政府开具的一份清寒家庭证明书，到南平初中学习。学校规定：只要在学校考取前三名就可以拿到奖学金。为了这个目标，邓子基加倍努力。打摆子、发高烧，他照样坚持上课。凭着这么一股劲头，班上60个人，头一次小考，邓子基就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领到了学校发给的清寒奖学金6块大洋。
初到南平，邓子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热天没有蚊帐、冷天没有被子。天凉了，他和一个沙县同乡同学，两人合用一床被子。领到奖学金，邓子基才有了一床自己的被子。拿到清寒奖学金，邓子基必须勤工俭学，为学校做清洁卫生服务，如倒痰盂、扫地、扫厕所，干的都是脏活累活。
1937年9月，日军轰炸南平。南平初中部分校舍被炸毁，邓子基死里逃生。南平初中被迫搬到顺昌县峡阳镇近郊，老师学生都住在庙里，庙旁就是庄稼地，晚上睡觉经常有蛇爬进爬出；吃的是米质特别差的“八宝饭”。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邓子基完成了初中的学业，并在会考中以优异成绩考进福建省最好的高级中学福州高中。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福州沦陷，福州高中已迁至沙县。邓子基还是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了三年高中。参加福建省高中会考，他因成绩优异被省教育厅保送到当时迁至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同时他又考上了当时同样迁至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带着老师与亲戚资助的路费，邓子基只身从沙县赶赴重庆。
经过一个月的辛苦奔波，邓子基才赶到当时位于重庆北岸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报了到，但两个月后，已是身无分文。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连件厚一点的衣服也没有。邓子基觉得在国立交通大学很难再坚持下去，正好国立政治大学开学晚些，又管吃穿，还包分配工作，他于是决定，放弃航空梦想，转而去读当时在重庆南岸小温泉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在重庆的那几年，条件非常艰苦，日本人的飞机常来轰炸，“八宝饭”更成了家常便饭。重庆雾大，邓子基又开始打摆子，骨瘦如柴。但他依然拼了命地读书，在那个170多人的大班里仍然名列前茅。在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主要读西方经济学，古典学派也读，德国的历史学派也读，澳大利亚的边际效用学派也读，《资本论》也可以读。这为他后来从事经济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学校由重庆迁回南京。邓子基和同学们一路辗转，甚至冒险扒上火车。“飞机轰炸我没死掉，冒险扒车也没死掉，我这个人命硬啊。”回首坎坷的求学之路，邓老十分感慨！
1947年，邓子基大学毕业。1950年9月，经历了漫漫长夜中的奋斗与期待，27岁的邓子基终于沐浴着新中国灿烂的阳光，走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迎来了新的生命的开始。
一蓑烟雨任平生
经历了人世间近90年的风雨沧桑，邓子基始终保持着一个智者的平和心态，不骄不馁，乐观豁达。
几乎所有见过邓老的人都有同感：未见之前，总会有种高山仰止的敬畏，及至见面，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如此亲切、平易的老人。
采访邓老，有两件事让记者十分感动，一个是：采访结束，快九十岁的老人，坚持把我们送到电梯；另一个是：接受过无数媒体采访的邓老为了这次采访，提前准备了一份长达十几页纸的访谈提纲，在那上面老人用红蓝两种笔迹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认真做事，诚恳待人，这是邓老一生的写照。
学生陈红伟回忆说，1997年他陪邓老去镇江开会，其间扬州税务学院临时邀请邓老开堂讲座。事情突然，邓老又刚做了胆囊手术，学生建议邓老，就拿手头上几篇新作中的一篇讲讲算了。但那天夜里，邓老却叫学生到餐厅要了一碗稀粥，然后伏案疾书，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粥凉了，餐厅也早关门了。他却平静地告诉学生，对待人家的邀请，一定不能应付。
邓老一生拥有无数荣誉，但他从不摆谱，也没有架子。人家称他为大师、泰斗，他却说，“我不是大师是老师，我不是泰斗是老兵。”
他所倡导、坚持、发展的“国家分配论”，在其发展中经历过几次质疑甚至挑战，他以海纳百川的精神认真倾听，坦然面对，并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不断发展和丰富这一理论，使“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发展。
邓老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尊弥勒佛、一尊观世音，那是学生送给老师的礼物。学生说邓老就是这样：笑口常开，大肚能容；慈悲为怀，与人为善。邓老喜欢弥勒佛，他曾风趣地说弥勒佛是自己学习的榜样。老人的乐观和幽默俯拾即是：“我开过两次刀，75岁那年把胆拿掉了，所以我现在是"无胆教授"；五年前眼睛不行又开刀，至今右眼看不见，所以我是"独眼教授"。”邓老的学生廖靓对记者说，邓老的心态特别好，每年中秋节他都为大家组织富于闽南特色的“博饼”活动，很多学生都高兴参加。
邓老是个不服老的人。快70岁时，他爬上黄山；80出头，他又爬上南京中山陵400多级台阶。所以，当75岁时，他说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老人”；80岁，他说自己是“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40岁的心态”；85岁，他说自己是个“还能战斗的老兵”。这次见到记者老人语声朗朗，充满自信：“我快90岁了，但感觉很好，脑子也好使，今年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以前，我还可以工作。”
邓老有着一套自己的保健之道，谓之三乐、四动、五老、六条：三乐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四动即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五老即有老体、老伴、老友、老本、老窝；六条是心态平和、生活规律、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合理饮食、必要治疗。廖靓说，邓老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清晨6点醒来，都会作一些适当的运动，包括一套自创的手部运动操。傍晚时分，人们也常会看到他和老伴漫步海边。
邓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夫人王若畏同他结婚59年来，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共同打拼。儿子邓力平在加拿大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任终身教授，后来回到国内。在儿子的选择上，邓老只说了三句话：“你的事业在中国，父母在中国，感情在中国。外面钱再多，毕竟是为别的国家服务。”邓力平回国后，成为当时厦大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副校长，现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女儿邓力文在厦门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曾留校任教，目前她同丈夫房宝厦在加拿大和国内创业。邓老对孩子们的影响显而易见。
当然，在邓老的内心世界里，一家人的快乐只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在他那海一样的胸襟里，更装着他数以千计的学生和他钟情一生的教育事业。
于是，为了鼓励优秀的青年学生，扶持家庭困难的学生，邓老发起创办了面向厦门大学财政系的“邓子基奖教奖学金”和面向全省的“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把更为博大的爱心献给社会。
细细体味邓老的一生，体味他的治学、为人乃至保健之道，“境界”二字跃然而出。这境界，远离世俗远离喧嚣，是自强不息是乐观自信，是淡泊宁静是荣辱不惊，是老人对心灵的一份守望。
（记者 孟秀敏 何建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