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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报:邓子基:65年捧出107个财政学博士
出处: 发布时间: 2012-06-15 浏览次数: 7

本报记者骆伟琼 李一硕     2012年06月15日 第12版

大师小传

   邓子基,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中国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厦门大学财政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访问学者导师,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重点财政学科点总学术带头人。

   何为财政学家与教育家,读一读邓子基,就知道了。

   他最早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并融入到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观点。

   他不爱做官爱教书育人,理由是,做官到60岁就要退位,教书却可以教一辈子。如果不是深爱这份事业,他不会到了90高龄还坚持带3个博士、1个硕士。

   岁月的刀剑在这位精力充沛的老人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洞缺。


“苦孩子”巧遇王亚南

   为了生存,他当过学徒,卖过烧饼;为了求学,他爬过火车,钻过隧道。直到遇见引进“资本论”第一人王亚南,他才开始和财政学慢慢靠近,邓子基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沙县夏茂镇儒元村的一个贫困家庭。11岁以前,其双亲相继去世。尽管孤儿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邓子基回头来看,正是这一段时光,磨炼了自己靠双手求生存的意志,而且保持至今。

   “我砍过柴,当过学徒,卖过烧饼和油条,一个月赚2元钱,终于考到南平上了初中。”刚到南平初中的邓子基没钱买被子和蚊帐,就和老乡挤在一张床上。有一次得了疟疾没钱看病,也是靠班主任的接济照顾才得以康复。

   “苦孩子”没有让大家失望,进初中后的第一次大考,邓子基就取得了语文和数学等科目的第一名,他也因此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当时的教导主任王守椿发现邓子基总是考第一,于是每逢有勤工俭学的机会,就特意照顾了他。就这样,邓子基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习。“后来,南平初中部分校舍被日本人炸掉,我刚走出校门,身后就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邓子基称自己的“命硬”。

   之后,邓子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福州高级中学。巧的是,王守椿又去了福州高级中学当教导主任,一路帮衬着他,就连他的爱人王若畏,也是王守椿后来介绍认识的。邓子基坦言,这辈子要感谢两位“王老师”,一位是早期的王守椿,另一位就是后来的王亚南。

   1943年高中毕业后,邓子基被保送到位于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与此同时,他还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开学较早,邓子基先到那里读了3个月的飞机制造专业。

   无奈因为交不起学费,邓子基被迫放弃了交通大学。“政治大学包吃包穿,给零用钱,毕业后还包分配,于是我不得不跑到政治大学读经济系。”邓子基回忆说。

   是航空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历史有些草率地为邓子基做了决定。

   1947年,内战爆发。大学毕业后的邓子基被分配到江苏省泰兴县税务局,当起了小公务员。但邓子基并不甘于此,他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3个月后,他辞职回到福州,投入到民族“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中。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基的机会来了。1950年春,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之一、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 王亚南,领衔成立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开始招考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当年6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王亚南的首批弟子。

   “你做过税务工作,就读财政学吧。”从那时起,王亚南就为邓 子基定了位。“苦孩子”便与王亚南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师生情谊。


 “邓快手”成就“国家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从提出到主流学派地位的确定,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交锋?邓子基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和勇气坚持和发展着自己的理论打好基础,做好研究,不能只当“教书匠”,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里,邓子基深受王亚南的影响。1952年,邓子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王亚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除了教学外,邓子基还兼任教务处副处长,并成为王亚南等3位校领导的秘书。因为工作效率高,“邓快手”的名号一时传开。

   而当时国家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一五”计划建设,对农业、工业、轻工业各行业实行统购统销,高强度集中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当时在财政学界奉行的苏联理论,显然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时候,年轻的邓子基开始酝酿:国家能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在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把钱收到手里,然后集中起来办大事?经过10年的苦心研究,1962年,邓子基在《厦门大学学报》和《中国经济问题》上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略论财政本质》、《试论财政学 对象与范围》、《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范畴》,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主张,这正好顺应了当时的现实需求。

   学界为之震动,争论也接踵而至,焦点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1964年,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在大连召开,“国家分配论”成为探讨主题,而多数人站在邓子基一边,这就奠定了其理论主张在中国财政学界的主流地位。

   国家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客观上要求学者必须具备开阔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邓子基兼而有之。他说,财政基础理论和财政对策研究,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任务,紧紧围绕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要先坚持后发展,重在“发展论”,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

   邓子基怀着这样的心态迎来了第二次交锋。改革开放后,给企业和地方松绑、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高度集中管理的财政已经不适合这股潮流,财政学界出现一片质疑“国家分配论”的声音。针对这场质疑,1980年中国社科院召集全国80多位专家,就财政的本质问题展开讨论。

   邓子基还记得,在厦门大学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各个派别的学者畅所欲言,“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决定论”、“资金运动论”等不同观点被抛了出来。作为东道主的邓子基一言不发,默默地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压力很大。”邓子基回忆起当时的感受。

   1983年,邓子基博采众长,在 《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为“国家分配论”答疑》,将各学说的优点融入到“国家分配论”中,同时坚定地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分配论”不动摇。“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才有财政。具体来说,政策是激进的,还是稳健的,要看情况的需要,以客观规律为根据。”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涌来,邓子基又迎来了“国家分配论”的第三次交锋。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的“公共财政论”声音越来越响亮,“国家分配论”被批过时。

   事实上,邓子基是中国最早引入“公共财政论”的学者,他早在1980年就开始翻译《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只不过这本著作中并没有强调“公共财政论”这个概念。1997年,邓子基在《财政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以代替“国家分配论”,而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从教65年来,邓子基出版了专著、译著和教材75本,发表主要论文400多篇。其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托起一个学科和107个博士

   作为老师,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托起了财政学这个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人才。邓子基当了25年的讲师,直到1979年,他才成为一名副教授。

   1983年,邓子基又以60岁的高龄,被评聘为“文革”后的首批教授、博导。作为一位老师,邓子基最大的贡献在于,托起了财政学这个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人才。

   1972年秋,在邓子基的大力呼吁与推动下,厦门大学开始复办曾被取消的财政金融专业。同时,邓子基作为经济学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先后建立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财政学国家重点学科点,并支持、帮助建立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中心和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也是邓子基,在全国最早办大学助教班、研究生班、国际税收班和国际会计班,这一经验为当时国家教委推广。

   邓子基还十分注重高水平教材的编写。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财政部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填补了我国没有自己的财政学教科书的空白,该书的总编纂小组组长,正是邓子基。

   此外,由他主编的《财政与信贷》,对那个年代我国财政金融学和财政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

   而在育人方面,邓子基培养的博士生人数都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作为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招收财政学硕士生和财政学博士生的几名导师之一,邓子基从198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财政学硕士生,从198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到今年,他已经培养了107名博士,300多名硕士。

   说起自己的学生,邓子基难掩骄傲,“名师出高徒,高徒也出名师,教学相长。”辩证思维、积极稳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他给博士生上第一堂课时要讲的内容。

   而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如薪火般传给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为了资助更多学子,邓子基还于2007年发起建立了“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并在厦门大学设立了邓子基奖教、奖学金。

   面对业内外给予的大师和泰斗等称号,邓子基不以为然,“我不是大师,是老师。我不是泰斗,是‘老兵’。”


也许可以叫他“邓弥勒”

作者:李一硕
走进邓老的家,客厅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尊弥勒佛,猛然看上去,与眼前白眉善目的邓老有几分神似,心中虽然这样想,我却不敢贸然说出。

谁知,采访中邓老忽然指着弥勒佛问我,“我俩长得像不像?”我扑哧笑了出来:“早就觉得像啦!”“哈哈!是像!这是20年前我的学生送给我的,他们都说我像笑呵呵的弥勒佛。”除了财政研究领域的学识之外,邓老被问及最多的要数他的保健之道了。给博士生上课时,邓老也总是抛出自己做人的三把“钥匙”,也就是三个“之道”。

“课堂上我给他们讲为人之道、做事之道,课下我给他们讲保健之道。保健之道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四五六’。‘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四动’:动脑多想,动口多讲,动手多做,动脚多走;‘五老’:老体,老伴,老友,老本(钞票),老窝;‘六条’:心态平衡,生活规律,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合理饮食,必要治疗。”邓老的思维十分清晰。

“今年是我跟老伴结婚60周年,当初她嫁给我,别人都劝她,说我那么穷,可她说我努力,会有前途,事实证明她是有眼光的,我很幸福。现在的我是9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50岁的心态。”邓老笑呵呵地说。
  采访当天,邓老因感冒身体不是很舒服,但采访结束后他还是坚持送我到电梯口,望着电梯门外一直笑呵呵的他,我想,如果我叫他“邓弥勒”,他应该会很开心。